疫情突如其来，让人猝不及防，对于国家还是个人而言，都是一次冲击。面对威胁人民健康的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全方位的应急响应机制尤其重要。尤其是在卫生领域，无论是社会公共卫生治理的广义层面，还是个人卫生管理的狭义层面，经此“大考”，可以知短板，晓不足。

我国爱国卫生运动开展多年，成效显著，人们的卫生理念和习惯发生了巨大改变，但一些弊病和陋习仍然存在。例如，人与野生动物缺乏边界，某些综艺节目甚至大打“温情牌”，让嘉宾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有些人在饮食上一味追求“新、奇、特”，公然贩卖食用野生动物；打喷嚏不捂嘴、生病不戴口罩、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纵容宠物随地大小便等卫生陋习屡禁不绝；垃圾分类的环保理念尚未人人遵循、蔚然成风……这些，就像一个个蚁穴，看似不起眼，却可能威胁全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防线的稳固。

婚宴、聚餐、应酬、家宴……围桌共食、相互夹菜是中国人喜爱并推崇的饮食习惯，它能一下子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一盘菜无数双筷子夹来夹去，在推杯换盏间便给了各种细菌病毒大量传播的机会。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多地发生了多起家庭聚集或外出聚餐而感染的病例。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师陈金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近距离飞沫传播是新冠肺炎的主要传播途径，但是也无法排除病毒通过口水——餐具——食物——餐具传播的可能性。

改进卫生习惯难，是因为人们头脑中的传统观念和理念很难改变。社会学者沈杰表示：“改变传统就餐习俗，实行分餐制，国人最难过的就是‘人情关’‘面子关’，因为‘一起吃饭’承载着中国人太多情感交流的需求，几乎没有什么场景比家人或朋友围坐在餐桌旁更有幸福感。但他同时表示，“一次次响起的疫情警报提醒我们，人情代价、面子代价再大也大不过健康的代价、生命的代价。”

一直以来，我国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注重人民调解组织、治保组织的建设，这在传统风险防范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基层公共卫生委员会在治理中却一直处于角色缺位状态，这已经不能有效适应当前非传统安全风险频发的趋势。我国宪法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这是基层公共卫生委员会建立健全的法律依据。当前，城乡社区公共卫生机构还不健全，职能单一，停留在日常卫生检查、鼠药发放等工作，一旦遇到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应对能力很弱，只能依靠公安干警、乡镇干部、村两委等非专业人员来防控。

此外，据统计，全国3000多所大专院校中设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设立公共卫生学院的只有80多家，且这些公共卫生学院的课程设置往往重预防、轻应急。而应急防疫需要文、理、医、工、经、公共管理等多学科综合，单一的医学知识并不能满足应急防疫。应鼓励高校设立公共卫生学院，尤其是传统的文理工科强校，加强公共卫生学院建设。从这次疫情防控来看，基层严重缺乏公共卫生专业人才，最后又是把基层机关干部、村居干部这支万能型的队伍拉到防疫一线，抗疫中不时出现非专业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应急响应机制涉及到方方面面，还需重点检视这次新冠疫情防控本身的医疗卫生问题。此次疫情发展过程中，应急启动医疗机构分区诊疗、全面隔离确诊与疑似病例、有效切断传播途径的举措显得力不从心。一方面，传染病医疗资源储备不足问题突显，以武汉市为例，户籍人口及常住人口共1400万，而专门的传染病医院仅金银潭医院和肺科医院两所，床位共900余张，0.64床/万人，远低于我国传染病医院床位数按城市非农业人口1.2~1.5床/万人设置的标准。与此同时,武汉市综合性医院内传染科体量非常有限，更缺少可在突发情况下快速改变用途，“平战结合”的感染病房。疫情防控战一旦打响，医政管理部门难以在第一时间组建有效的防控“预备队”。实际上，我国其他多数城市和地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同时，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研单位与临床医疗机构间存在的信息共享不畅、相互联动不够等跨部门协作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疾病应急防控中的重大阻碍。

一场疫情，让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周琦尝试着在大学教授和网络主播间不断切换，“前者需要专业、精准，在有限的时间内传递更多的信息量，后者需要保持亢奋、要‘嗨’，要让学生跟得上我的节奏。”周琦更关注的，是如何捕捉学生的反馈，“与面对面授课不同，你不能第一时间知道你讲课时，学生们都在做什么，是否在认真听讲？是否真的听懂了？”周琦面对的，是所有参与在线教学师生们面临的共同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超过2亿学生在线学习。

这场特殊的“大考”，在线教育考得如何？近日，浙江省消保委发布了在线教育平台消费体验及网络问卷调查报告。数据显示，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具有在线教育的消费意愿，消费者对在线教育平台整体满意率超过六成，教学成效、师资力量、教学口碑成为大家选课的首选三板斧。

如果不是新冠肺炎疫情，周琦可以轻松地站在讲台上吸引100多个学生的目光，通过他们表情的反馈，随时调整课程内容、启发学生思考。“在线直播教学，准备要更加充分，讲稿、语气要反复斟酌。”周琦说，每次直播授课前，他都会提前好几天做足准备。为了及时掌握学生反馈，避免把直播授课变成一场“自嗨”，他要求学生在课后5—8小时内，将他课前、课上提出的问题，反馈在微信群里，以供大家讨论交流。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磊同样感受着在线教学的“爱与痛”，他带领学生置身虚拟化的实验场景，学习经典原文、在线答题。“在线教学有好处也有弊端。好处显而易见，学生可以自由、自主地学习，可以随时在留言板上发问，老师也可以给学生推荐更好的线上教学资源，弥补传统教学的不足。但在线教学最大的问题是不好组织教学管理，老师不知道网络另一端的学生处于什么状态，有没有认真听，接受程度怎么样。尽管有互动环节，但只是一部分同学参与。”王磊说。

疫情期间，在线教育像一面多棱镜，饱受关注，也不乏争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有时在线教学的个性化和交互性比较弱，导致学习者对在线教学的满意度不是特别高。”在熊丙奇看来，在线教学更多的是知识教育，而教育还包括生存教育、生理教育、生活体验，学生还需在真实的校园环境中学会沟通、融入团队。“在线教学还会让学生过多依赖电子产品，影响孩子视力发育，之前有关部门曾提出为保护青少年视力，减少学校对电子教学的依赖。但目前是特殊时期，学校大力开展在线教学，放松了对学生在线时间的控制。”熊丙奇说。

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地球系统科学系系主任宫鹏教授表示，“这次疫情将改变世界，教育的格局也会发生变化。如果疫情持续，人们会发现，在某些领域内，网络大学也许可以取代实体大学。很多学科可能没有必要再花大量时间在校园里学习，如文学、历史、哲学、外国语、数学等对于实验课程需求较低的专业，可以选择网络授课。学生分散在各地参加网络教学，只要修满一个学位所需要的学分，就可以给予相应的学位，相应的本科生人数也不用限制了。但有些学科如果不参加实验课程，就无法获得一些专业技能，这类专业的学生就可以选择在学校学习。”

在周琦看来，一些需要动手操作的实验课程，如果也开展网上授课，首先要解决信息传输稳定性的问题。高校可以尝试通过虚拟现实、3D技术等科技手段进行实验内容的网络授课，但这需要5G等网络基础的支持。这次疫情将给在线教育的未来发展带来更多启发。

网络授课，不是简单将知识点搬上网络，还包含了更开放的教育理念。宫鹏说，疫情期间，清华大学“ARM微控制器与嵌入式系统”课程将慕课与自主设计的开源硬件相结合，在实现有序上课的同时，完整开设“真刀真枪”的学生实验课程。课程团队自主设计研发了一套便携的创意教学系统，并对社会开放全部设计资料和程序源码，成为开源硬件，结合线上开放的慕课，供学习者和爱好者群体自主学习，服务社会。

该课程的主讲教师、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副教授曾鸣表示，清华已经做了多年网络化和数字化教学的相关工作。现在推进在线教学，既是对之前投入的检验，也激励教师们保持教学和科研形式的与时俱进。

熊丙奇认为，开展在线教育、智慧教育，不仅要利用好技术，更要关注利用技术的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关键是要提高教师的职业化、专业化能力。智慧教育平台建立由来已久，但利用率较低，部分原因就是教师缺乏使用的积极性和专业技能。打造智慧校园、智慧教室，也要避免使用新的技术强化传统的应试教育，如人脸识别技术在课堂上监控学生的上课表情，要求学生完全专注，其实是在约束学生，而不是解放学生。“建立智慧教育平台体系，学校、老师的关注点不单是提高学生的分数，而是要真正提高教学质量，给学生带来更好的教育。”

5G消息来了！一石激起千层浪。

4月8日，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联合共同发布《5G消息白皮书》（下称《白皮书》），宣布启动5G消息业务及生态圈建设，被视为是做大5G“蛋糕”、助推产业加快发展的动力之一。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指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本质上是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5G被认为是七大“新基建”的领头羊。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底，全国建设开通5G基站达16.4万个。工信部预计今年年底全国5G基站数将超60万个，实现地级市室外连续覆盖、县城及乡镇有重点覆盖、重点场景室内覆盖。

在“新基建”浪潮下，电网公司此前投资节奏有所放缓的两项“传统业务”——特高压、充电桩获重金力推。作为电网投资的主要力量，国家电网连续上调2020年全年特高压建设项目投资规模至1811亿元，可带动社会投资3600亿元，整体规模5411亿元。

在5G、特高压、充电桩等投资建设加快的同时，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则在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加快释放新动能。

4月8日，由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部署、中国移动牵头组建的联仁健康医疗大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部在上海张江人工智能岛正式揭牌。

同日，武汉市委市政府召开“云招商”专场活动。中国电子与武汉市签署三大战略合作协议，为支持武汉加快推进数字治理和产业发展。在活动上，中国联通也与武汉市政府共同签署合作协议，为武汉数字经济转型发展贡献力量。这一系列密集签约背后，是中央企业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科技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云办公”“线上经营”“智能化制造”“无接触生产”，“互联网＋”、数字经济的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

“这既是疫情倒逼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结果，也代表了未来新的生产力和新的发展方向，必将成为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此前撰文指出。

得数字化者得先机，中国各地也在摩拳擦掌抢抓机遇。浙江提出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牵引创新发展；安徽提出以“5G+工业互联网”增强数字经济牵引力。

作为首批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确定的46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之一，保利集团下属华信邮电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积极打造全光工业互联网，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并不断深化技术创新，布局包括智能电网、智能家居、智慧海洋等智慧应用场景。

中国中车正在强力推进智能化技术应用研发力度，这将对“新基建”中的高铁轨交领域向数字化制造和创新驱动转型产生变革作用。

“以新基建为引擎，激发经济新动能，实现发展新起跳，中国经济将保持长期向好态势。”安徽省经信厅厅长牛弩韬满怀信心。

1500个站点，5.4万名外卖小哥，日均配送103万单——这是北京外卖电商近两个月的“战绩”。今春，对于很多人来说，难以想象脱离“云端”的生活将会怎样。

防疫期间，人们虽“宅”在家里，“云上的日子”却格外丰富：电商购物订单“秒光”、空中课堂用户激增、远程办公人气爆棚……在线上消费的带动下，中国经济没有停滞，反而“长”出来各种新兴业态，为特殊时期的中国经济增添了几分暖意。

疫情突袭，大数据运营商“数据宝”的总裁汤寒林本已做好“惨淡经营”的准备，因为来自酒店、物流等行业的老客户业务量锐减80%！

出乎预料，公司一季度的财务报表却很亮眼：销售额不降反增，涨了近三成。

逆袭归功于一个“调转船头”的决定：利用数据资源和技术优势，搭建流动人员疫情防控大数据管理系统——疫控宝。目前，产品已在江苏、江西、河南等地推广应用。

“步履维艰但并非无路可走，挑战背后也有‘机’可寻。”公司转危为安，汤寒林很感慨。

不止大数据产业，主打无接触服务的新零售更是火了一把。

在江苏泰州苏宁易购西坝口二店，导购员顾文萱从大年初三开始就在微信小程序上直播，最多的时候有上万居民观看互动。最近，企业复工、学生复课，手机和电脑的换新需求明显增加，一场直播下来，顾文萱卖出十几部手机，相当于平时一天的业绩。苏宁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进行上千场直播，用户数环比增长近300%，支付订单笔数环比增长超过500%。

腾讯微信小程序直播产品总监邹涛对记者表示，近两个月间，已有约3万个小程序商家开通了直播功能。

“无人配送、无人零售、直播零售等新业态能有效降低疫情影响，给释放消费需求提供一个突破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说。

面对疫情冲击，新业态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线上消费快速攀升。今年1-2月，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3%。盒马鲜生门店线上流量达到去年同期的2.8倍。每日优鲜日交易额约为平时的4倍；

在线医疗需求暴涨。互联网医疗企业新增1.1万多家，医联平台注册医生数环比增长784%，平台问诊量环比增长159%；

远程办公应用广泛。逾1800万家企业采用线上远程办公模式，共计超过3亿用户使用远程办公应用；

在线教育风生水起。用户增长约22%，行业融资总规模同比增长275%……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斯宾塞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经受住疫情考验，主要支撑力就来源于数字新兴产业，“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移动支付系统，零售业多达35.3％的业务都在网上完成，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大幅提升了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范围和效率。”

杭州西湖区云栖小镇的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一行大字格外醒目：“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每天，约8000万条数据从城市四面八方涌入，在“中枢系统”里进行着高速的运转和精密的分析。调节交通信号灯灯时长度、为车主提供停车信息、为患者提供就医信用额度、根据健康码实时分析疫情的动态……警务、交通、文旅、健康等11大系统和48个应用场景，为百姓全天候提供服务。

3月31日下午，总书记在这里观看了“数字治堵”“数字治城”“数字治疫”等应用展示，对杭州市运用城市大脑提升交通、文旅、卫健等系统治理能力的创新成果表示肯定，还点赞西溪湿地按照定额的30%进行预约旅游的管理模式。总书记对着欢聚过来的职工们说：“该管起来就能够迅速地管起来，该放开又能够有序地放开，收放自如，进退裕如，这是一种能力。”

收放自如，进退裕如，是治理水平的表现。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城市治理能力如何提升？总书记在考察时说，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

2016年，杭州市宣布推出“城市大脑”智慧城市建设计划，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又率先推出健康码、“亲清在线”系统等新招，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和民生保障。在浙江，现代化手段正为社会治理赋能——在疫情的“大考”中，创新运用“一图一码一指数”开展精密智控，以“疫情图”与“复工图”精准推进复工复产，同时，还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优势，搭建疫情联防联控平台，提前预测疫情发展趋势，集合形成了一套新型数字“防疫系统”。

社会治理终究是人的治理，一切的出发点，就是为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